题：云峰刻石郑文公碑何以享誉海内外？
——专访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
云峰刻石是研究中国书法源流的珍宝，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古老底蕴。在山东莱州云峰山上，矗立着一块北魏郑文公碑。1500多年来，它在向世人讲述一段家族往事的同时，凸显了中国汉字由隶入楷书风，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频仍。
郑文公碑为何有如此魅力？何以享誉海内外？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云峰刻石为什么能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一？
张玉光：云峰刻石是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和青州玲珑山北朝摩崖刻石的总称，尤以莱州云峰山刻石最多且具代表性，故以云峰刻石统名，被誉为北魏书法艺术三大宝库(龙门造像题记、四山摩崖刻经、云峰刻石)之一。
在云峰山散藏的40余处历代摩崖刻石中，刊刻于公元511至516年北朝时期的有21处，时间最长的跨越1510多年，另有宋、明、清等历代名刻。这些刻石以山势取之，由山麓散布到山顶，或矗立，或斜依，或偃卧，嵌空叠架，姿态各异，构成了天然碑林，千百年来墨香不绝
云峰刻石内容丰富，书貌异彩纷呈，既有三言两语的题记，也有百字以上的诗铭，更有讲述郑氏家世及郑文公业绩的鸿篇碑记。由于书写内容不同，书写者的心绪不同，刻石总体呈现出或拘谨恭敬、或狂放不羁、或恣意豪放等不同姿态，让拜观者从中受到艺术与情感的强烈感染，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稀世瑰宝。
中新社记者：云峰刻石中最着名的郑文公碑记述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能冠之以“隶楷之极”？
张玉光：《荥阳郑文公之碑》系北魏光州(治所在今莱州)刺史郑道昭，于公元511年为其父郑羲所立。郑道昭先将此碑刊刻于天柱山之阳，后发现云峰山石质更佳，遂又复刻于云峰山之阴。天柱山刻碑在先，所以被称为上碑，云峰山的则为下碑。郑文公下碑高约3米，宽4米余，下碑内容文字共计1236字，尽述其家族历史及其父生前事略。
郑道昭因刊刻云峰刻石而被后世称为“北方书圣”“一代文宗”。郑文公下碑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其记载的家世功德，而在于它的书法艺术价值，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生动体现和印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大发展、大变革时代。“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当年康有为见到现藏于西安碑林的《晖福寺碑》后，曾“抚摸”着《晖福寺碑》，激动不已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康有为又把郑文公碑与《晖福寺碑》同列为“妙上品”，称其“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因此，郑文公碑也被中外书法家誉为“隶楷之极”。
郑道昭取众家之长，力图创新，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向感受，同时脱离了隶书横向取势的特点，波挑笔法基本消失，具有初期楷书的雏形，呈现隶楷过渡的痕迹，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从隶向楷的演变。
历经1500余年风雨洗礼，如今的郑文公下碑，无论碑石还是刻字依旧完好，字迹清晰。正如郑道昭在碑文里期待的那样“刊石铭德与日永扬”，也让后人能够借助刻石认识和了解北魏时期真实的书法风貌。
中新社记者：郑文公碑如何被知晓，历代学者、书法家等有何评价？
张玉光：目前已知最早着录云峰刻石的是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作为一个痴迷于金石学的人，时任莱州知府的赵明诚，近水楼台在云峰山访得郑文公下碑，又赶往正南方40里之外的天柱山觅到上碑，一并将其录入书中。在赵明诚妻子李清照着就的《金石录后序》里，曾记述了夫妇二人关于寻访碑刻字帖的种种经历，在莱州静治堂完成了《金石录》的初稿，装卷成册，郑文公碑开始被世人知晓。
中国书法自古便有“南帖北碑”之争。清代以前，帖学甚盛，云峰刻石并不被世人所重。直到清代碑学书法之风兴起，云峰刻石遂名声大振，着录者、研究者众多。清代书法家桂馥访碑，对云峰刻石进行传拓，将云峰、大基、天柱诸山题刻与郑道昭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清代嘉庆年间，由于书法家包世臣“扬碑抑帖”的推崇，使郑文公碑成为北碑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述书》中称道：“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碑派大家赵之谦、日本书法家吉田苞竹等也推举郑道昭为“古今一人”。
中新社记者：郑文公碑为何被海内外推崇？特别是对日本书道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玉光：清末，中国书坛兴起碑学热，郑道昭摩崖石刻正是在这时以拓片的形式进入日本书道界。清末国学大师、着名书法家杨守敬在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的4年中，把中国的碑学思想带到了日本，让魏碑书体影响了日本书道界。从此，文士墨客纷至沓来，对魏碑的研究日见其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赵朴初、刘海粟等国内数百位知名艺术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学者以及日韩、欧美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文化人士，都曾先后到莱州云峰山实地考察访碑，研究书法艺术。在云峰山举办的北朝刻石学术研讨会和国际书法展多达数十次，促成了众多云峰刻石研究着作的相继问世，国内外围绕云峰山摩崖刻石编撰、出版的各种字帖、期刊、专着、论文集等达40余种，使云峰刻石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的影响不断扩大。
尤其是日本书道界还将云峰刻石奉为“宇内正书之大观”，连续30多年率团来访，登山谒碑。莱州市文博界、书法界同日本书道团体多次举办“相约云峰”等书法交流活动。时至今日，日本书道会出版的《书道》《书游》《书坛》《书灯》等期刊，仍长期刊载对云峰刻石的研究成果。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书法名碑所在地的博物馆，要如何讲好“名碑”故事？
张玉光：2011年适逢云峰山刻石刊刻1500周年之际，中国书法家协会将云峰山命名为继泰山之后的第二座“中国书法名山”，命名郑文公下碑为“中国书法名碑”。历史上对云峰山上摩崖刻石的保护，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博物馆按照要求采取了物理保护措施，如建立保护亭、设置护栏、安装电子安防监控设施等，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运用激光扫描、数字化重建等先进技术，对摩崖石刻进行全面的记录和保护。
近几年，中国书法风靡世界，“碑帖热”方兴未艾，让云峰刻石“火”出圈。碑刻看似小众，却因兼具文物性与观赏性，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寻访云峰石刻、访碑研学游、魏碑文化创意活动等成为很好的载体，吸引海内外书法爱好者纷至沓来。
在当下这个“展厅时代”，碑帖亦有视觉艺术的别样魅力。莱州博物馆设立了专门的云峰刻石介绍展区，展示石刻拓片、讲述魏碑文化，常读常新，启迪观众思考。同时，独具创意的碑帖文创产品，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观众喜爱。
如今的云峰刻石已不仅是中国书法界注目之地，也成了沟通四海友谊的纽带和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张玉光，男，现任莱州市博物馆馆长。自1991年进入莱州市博物馆云峰山文物管理处工作至今，独立撰写或参与编辑《古邑春秋》《莱州文史》《云峰四山北朝刻石全集》《试析莱州东海神庙三方明代碑刻》《云峰刻石全集》《荥阳郑文公之碑》《莱州非遗故事》等书籍论文，对莱州云峰刻石及当地文物保护发掘方面有独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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