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南宋着名词人辛弃疾的名作《青玉案（音如碗）·元夕》的上阕，描绘了元宵夜的热闹景象，其中“鱼龙舞”，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舞龙。
舞龙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重大节日皆有，但最早的舞龙可能来自西域，舞的也不是龙，而是“含利之兽”，一种传说中能吐金的瑞兽，又称鱼龙。东汉张衡在《西京赋》写道“含利颬颬（音如瞎）”，“颬颬”指张口吐气貌。从汉画像砖上看，“含利之兽”分明长着马头，但有双角。
直到辛弃疾时，舞龙仍称“鱼龙舞”，但在形式上，已与今天的舞龙区别不大。经近千年融合，“鱼龙舞”逐渐本土化，少有人知它与西域的渊源。
到明清时，舞龙习俗遍及全国。《成都竹枝词》中有：“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达县竹枝词》称：“上元灯火舞龙狮，锣鼓喧阗爆竹随。”相比之下，北京庙会多舞狮而少舞龙，因北京是都城，皇帝又是真龙天子，舞龙有大不敬之嫌，但在清宫，仍以舞龙为乐，干隆写诗称：“软节虽才过，韶春正好初。长筵列孙子，诸戏舞龙鱼。”
舞龙是如何完成从舶来到本土转化的呢？龙作为皇权的象征，为何民间也可舞弄？值此龙年到来之际，钩沉这段历史以增趣，亦可证“文化在交流中才能发展，传统在吸收中才能传承”之理。
司马迁做了不少铺垫
秦汉前，龙是神兽，却不专属皇家。
在《吕氏春秋》中，介子推称晋文公为“有龙于飞，周遍天下”，用龙代称主君，但孔子也将老子比喻为龙。
最早将龙与帝王联系起来的是《史记》，称：“秋（公元前221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
秦始皇称“祖龙”为某先祖，而非自己；至于“今年祖龙死”，因山鬼只知一年事，不知明年如何，故未予重视。东汉末年学者苏林注《史记》时，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认为祖龙就是秦始皇，是首次被称龙的帝王。
苏林的理解或有误，但司马迁记此细节，有暗示“始皇即祖龙”之意，目的是给汉高祖刘邦圆谎。
刘邦出身低微，为夺天下，称蛟龙与母刘媪交欢，生下自己。此说离奇，明显抄袭自商、周、秦的创始说。商朝是简狄吞玄鸟卵生下契（商的祖先），周是姜原踩巨人脚印而感孕生下稷（周的祖先），秦是女脩吞玄鸟卵生下大业（秦的祖先）。契、稷、大业均非帝王，他们的后代才成功，刘邦却一代即称尊，“短平快”到很难让人相信不是编的。
为此，司马迁做了不少铺垫，比如在《史记·夏本纪》中，他称尧也是龙生的，即“尧母曰庆都，观河遇赤龙，晻（音如暗，意为太阳被云层覆盖）然阴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尧”。
土德还是火德？
在《史记》中，司马迁共记123段龙的故事，且反复渲染，比如称刘邦相貌奇特，云气呈龙虎，靠斩蛇起家，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即汉文帝）也是龙生的……这些内容多有人工操作的痕迹，且明显受到陈涉的启发。陈涉在鱼肚中藏“陈胜王”的帛书，通过给自己“造神”，率先发动反秦起义，明代王世贞便指出：“陈涉之启汉高。”
以司马迁之智，为何信以为真？因为司马迁陷入自身的认识短板——司马家族自周代到汉武帝，代代皆太史官，这使他产生了继承道统的紧迫感。
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想成为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人，就必须阐发《春秋》义理，对孔子后几百年的历史予以梳理。
司马迁深受《公羊》中“大一统”学说影响，而刘邦完成了“大一统”。可刘邦抛妻弃子、杀戮功臣、出卖老父，且谎言成堆、心胸狭隘，司马迁也想不通，这么一个流氓，为何能让历史回到正轨？通过“五德终始论”，司马迁找到了答案——刘邦无私德，却契合五行之德，为时势所需要，所以被天命眷顾。
“五德终始论”带来一个“理论问题”：秦是水德，土克水，汉朝应是土德；可汉朝建立时，认为秦朝太短，算不上一个朝代，汉直接继承了周代的火德。
由此形成两派：开国老臣多属火德派，后辈则多属土德派，两派缠斗不休，势同冰炭。
“黄龙”现身补了漏洞
土德说更合理，却与刘邦早年编的“创业神话”相悖——论五行，他应是黄帝子，非赤帝子；他不应斩白蛇，应斩黑蛇……可谎言已广泛传播，怎么收回？
对现代人来说，相关争论纯属无厘头，但古人一切看天命。项羽兵败垓下时，自杀前咬定“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眼看“五德终始论”无法达成共识，没想到，黄龙现身意外补上了BUG。
汉文帝时，神仙家公孙臣上书汉文帝，倡土德说，称黄龙将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被开国老臣、火德派的张苍斥为妄说，公孙臣遭罢免。没想到，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人在成纪（今属甘肃省静宁县）看到黄龙，汉文帝立刻召回公孙臣，任他为博士。
第二年，汉文帝下诏：“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汉文帝此举，目的是从开国老臣中夺回权力，但龙作为祥瑞，从此与国之大事的祭祀建立了紧密联系。汉武帝时，正式承认土德，“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
黄龙现身唿应了刘邦的龙传说，又契合“五德终始论”。
到三国时，曹丕称帝的借口是“黄龙见谯（今安徽省亳州市，曹操的老家）”，刘备称帝的借口是“黄龙见武阳（今四川省成都市）赤水”，孙权称帝的借口是“夏口、武昌（两地皆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言黄龙凤凰见”。
在《史记》的努力下，龙的地位陡升，沾上浓重的帝王色彩。晋代干宝在写《搜神记》时，刻意贬低龙，笔下多是平民化的龙。帝王龙和平民龙，长期并存。
雩祭是“伴龙而舞”
在相当时期，龙被皇家征用，但民间仍可用龙。
汉代视宇宙为四部：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天上世界归神住，上帝统领；仙人世界归修炼成功者居住，西王母统领；人间世界即现实；鬼魂世界最低级。四世界互不通，龙可在其中穿梭。人去世后，灵魂乘龙才能入仙人世界，龙因而出现在各种祭祀中，或是舞龙的一个源头。
舞龙另一可能的源头，是求雨的雩祭。
商代已用龙求雨，甲骨文中有“十人又五□□龙□田，又雨”等卜辞，有学者认为，这15人即舞龙人员，可见商代已有舞龙。学者曾鸣在《汉代舞龙之证据再认识》中指出，此说无据。商朝雩祭常用人殉，即将巫师活活烧死，该记录或指焚烧了15人。人殉残忍，周以后改成暴晒巫师。
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记录了汉代雩祭方式，不同季节有区别：
春：“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
夏：“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刘，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
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
冬：“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
有学者误称这是最早的舞龙，因文中明确提到“舞龙”，但这些龙是“洁土结成”的土龙，拿不起来，雩祭之舞只能“伴龙而舞”，非舞龙。
“鱼龙”为什么更像马
据学者黎国韬、龙赛州在《中国龙舞渊源新探》中钩沉，舞龙应从西域来。
据《汉书·西域传》：“孝武之世，图制匈奴……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意思是，汉武帝时，为对付匈奴，与西域各国交好，大量西域“幻人”（魔术师）进入中原，他们善百戏（近于今杂技、马戏），其中“漫衍”指巨兽表演，“鱼龙”指一种叫“含利”的兽变成大鱼，再变成龙的表演。
对于“鱼龙”，唐人颜师古注解道：“鱼龙者，为含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
有趣的是，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将军冢”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上，竟然发现“鱼龙”戏的画面。据崔忠清等编的《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一书，释读为：“由两个艺人套着鱼状假形扮演；地毯左面是一匹巨大的兽，尾向地毯方向，背上有一人持长竿站立；大鱼和巨兽周围尚有三人，手上均持有‘引龙珠’一类的道具。”与今天的舞龙区别不大，只是“鱼龙”的“整体形状如一匹骏马，作奔腾状；兽身上有翼并带鳞纹”。
为什么不像龙像马呢？
学者黎国韬、龙赛州认为，既然“鱼龙”戏来自西域，应受当地文化影响，当时匈奴、乌孙、大月氏等“皆事龙神”，他们理解的龙即如此形象，而上古时期中原的龙具“不定型、不专一化的特征”，且马与龙本相通，“龙翼而马身”也是龙。
“鱼龙”融入中国传统
自汉武帝引入“鱼龙”戏，它一直在中原流传。
据学者曾鸣钩沉，隋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即洛阳）”，特意安排了“鱼龙”戏，“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隐喻四夷朝拜中原，犹大鱼“跳龙门”。
“鱼龙”戏场面壮观，“大鲸鱼”应是道具，隋炀帝借此彰显国力。
唐代“鱼龙”戏和雩祭合并。据《通典》，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求雨：“春祭王城东门外，舞八丈大青龙，另有十条小青龙伴随，由青衣少年持舞；夏祭王城南门外，舞七丈大赤龙和六条小龙，由红衣成年人持舞；夏末祭舞五丈大黄龙和四条小黄龙，由黄衣成年人持舞；秋祭王城西门外，由白衣独身汉持舞九丈大白龙和八条小白龙；冬祭王城北门外，由黑衣者舞六丈大黑龙和五条小黑龙。”
配色、大小龙配置等遵董仲舒之说，但已非土龙，而是可以舞的龙。
宋代“鱼龙”戏仍流行，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而明代王稚登的《吴社编》称：“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这时已无人知道，“鱼龙”戏是舶来品，曾经的“幻化”已成“变化”，完全本土化了。
如今，舞龙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它见证了前人“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胸襟与魄力，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时，越是世界的，也越会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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