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在海昏侯墓椁室顶部。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杨军在海昏侯墓编钟发掘现场。
杨军在海昏侯墓车马坑发掘现场。
我是第一个走进海昏侯墓的科研人员，我们作为发掘者，只是一场历史大戏的拉幕人。里面有哪些演员？这个戏怎么演的？是考古真正面对的问题。
海昏侯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人——“汉废帝”刘贺。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担任过王、皇帝、故王和列侯的人。他爷爷是汉武帝，奶奶是“倾国倾城”一词的原型——李夫人，这身世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刘贺19岁登上人生巅峰，被大将军霍光扶上帝位，但只做了27天皇帝，就被褫夺帝位，成为故王，之后又被封为侯。根据《汉书》记载，他在当皇帝的27天里做了1127件荒唐事，我用手机算了一下，他不吃不睡，平均每小时要干40件坏事。
在考古发掘中，我们通过遗物和遗迹，看到了一个新的海昏侯刘贺。他藏书，尊儒，弹古琴，下围棋。他喜欢吃着火锅喝着酒，欣赏音乐。看似养尊处优，其实被贬后郁郁寡欢，年纪轻轻，身体还不好，不得不经常吃些中药补品，34岁那年死在了夏秋季节，临死前刚吃过香瓜，还没有吐籽。
给刘贺“翻案”，不是海昏侯墓考古的目的。它最大的魅力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真实的西汉文明。我们一直知道，西汉是一个多金的王朝，汉武帝动不动就用大量黄金赏赐霍去病等有功的大臣，但这是文字记载的，谁也没见过。现在，海昏侯墓出土了478件黄金，总重量超过120公斤，刷新了中国汉墓考古中黄金出土的历史纪录。刘贺就像是一个西汉当年的博物馆馆长，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个“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的秦汉帝国。
打车花了270元抵达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被发现的那天，我刚出差回来，正在家里做饭。我们考古常年处于荒郊野外，早期连电话都没有，就在农村里面，跟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常年抛家不顾。我一回家，我儿子就说，一个农民来了。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得多表现表现。
我刚把菜洗了，考古所原所长樊昌生的电话就来了，说有村民在南昌郊区墎墩山发现了被盗的古墓，让我去看一下。我说：“领导，我也刚刚回来，正在给老婆孩子弄饭，是不是明天去？”樊所长跟我强调了一句，这个地方在新建县的铁河。
我就马上反应过来了：铁河有很多汉墓。我们认为，这一带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海昏侯昌邑王曾经待过的地方。我马上放下东西就去打车，到达被盗现场，已经是晚上了。我一看出租车的计价器：270元，再一掏口袋，只有200元。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接我，说杨老师你来得好，赶紧上去看。我说你先借70元给我，我把出租车司机送走了，我们再去看。
一到山上，看到高大的封土和被盗墓贼打出来的厚厚的三四十公分的椁木，我就判断这是一个汉代高等级的贵族墓。第二天天亮，我要下盗洞去勘查，当地老百姓说有打井的绳子，让我捆在身上爬下去。但绳子一捆，我就发现不行——太深了，14.8米，头都是晕的。他们后来把打井的辘轳车拿过来，我就坐在那个吊篮里面慢慢地下去。
还没下到一半，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干考古的都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墓葬一般是没有异味的，只有明清时候晚近的墓葬才会有比较难闻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墓不一般。后来证实，这香味来自制作棺椁的松木、杉木、樟木、楠木，或许还有香炉中残存的香料。
海昏侯聚落遗址的考古历时5年多，到了2015年，进入关键阶段，开始清理主椁室。当时我们一边发掘，现场一边进行电视直播。我儿子中午就在学校食堂的电视里看到了我，有同学就问他：“那个是你爸爸吗？你们俩长得好像。”大概到那时候，我儿子才觉得这个父亲还可以。
人在聚光灯底下，不是就一刹那的时间吗，为了一刹那，要做多少年的积累。
拼一个陶罐，胜过玩几十个游戏
考古这30多年，对我而言，一直像在做梦。
20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那时候可看的书非常有限。我父母在景德镇的政府机关工作，他们的资料室里有一些书，我就在那里看到了《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因为上面有很多文物的图片，小孩最喜欢看的就是图画书。后来我才知道，《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是“文革”后期最早复刊的一批杂志。
有次放学后，我随妈妈去机关食堂吃午饭，看到在市政府大门口有一伙人在挖土，我就问：“他们在干什么？”妈妈告诉我，“那是在考古。”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挖土的那伙人就是着名的古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的团队，他们在进行御窑厂的临时性抢救考古发掘。现在，原来的市政府已搬迁，那里变成了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两件事只是构成了我对考古的最初印象，但不甚了解。没想到1984年我考入四川大学，阴差阳错，被录取到了考古专业。大二那年，老师带我们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实习，我才慢慢对考古有了感觉。别人都是在读书，我们能在野外玩这些东西，像小朋友玩盲盒一样，自己亲手挖出一个罐子、一个陶片，样式和花纹正好跟老师上课讲的一样，就觉得很有乐趣，可以猜想原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
每个考古工作者都能从枯燥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乐趣，这也是我为什么能沉下心来做这件事的原因。我不喜欢玩游戏，但是喜欢拼陶片，从这一堆里找出几个，又从那堆里找出几片，最后拼出一个完整的。有时候几天都拼不出一个来，但有时候手顺了，上午拼了一个商代的，下午又拼了一个西周的，根据地层去找它们的关系，很好玩。
有时候我也会想，考古为什么吸引人，怎么会这么有感觉？现在想想，还是在三星堆实习的感觉比较好。当时江西省文化厅和文物工作队的领导去三星堆遗址参观考察，还特意向我们学校的带队老师提出，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回江西工作。可以说，我的考古梦从那时起就开始做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江西首先就要了我。那时候省级的考古队很缺人，单位还给我们开了欢迎会，领导说：“好不容易要到大学生了！”
“淘汰者”也要有梦想、有准备
一个考古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能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田野考古奖，目前在江西只有我一人，在全国也不多见。大家都认为我运气好，毕竟许多考古人干了一辈子，都很难遇上一个这么重要的考古项目。就像我经常和年轻人说的，要有梦想，也要有准备。
参加工作后，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考古工作者，哪怕是名校考古专业出身的，都要去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领队培训班。考核通过以后，才能拿到领队资格证，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带领一支队伍去进行考古发掘。许多领队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国家和各省文物考古单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对田野考古的技术非常重视，水平也走在世界前沿。我们的考古发掘跟国外有一个不同，国外是以石头建筑为主，比如庞贝古城，都是硬石头的，它很容易发掘。中国是土木建筑，木头烂了也是土，考古就是在跟土打交道，要区分土色、土质和叠压、打破关系。再有名的考古学家来了，也是拿着铲子一层一层地刮地皮。像我们发掘海昏侯的车马坑，车轮早都没有了，就是根据木头腐烂的痕迹去清理出一个轮廓。因此，中国田野考古是精细化的。
在这个领队培训班里，每个学员从最基础的田野考古发掘的理论、方法、技术学起，一直到文物的拼对、绘图、资料整理等，全部自己动手，前半年田野发掘，后半年整理。因为采取末位淘汰制，每人又只能参加一次，因此每个学员都很吃苦，没日没夜地干。
我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由于多种原因，最后被淘汰掉了。当时在我心里，仿佛天塌下来了一样。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算什么，大不了不干考古了，但是对有着执着考古信念和梦想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被淘汰掉的学员，许多后来都改行不再从事考古工作，也许我是被淘汰掉的学员里凭着坚持、继续做着自己年轻时的考古梦的几个人之一。
这得感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时的领导，他们不断地帮我唿吁，说这个孩子不错，不仅是安慰我，也给了我机会，继续让我参加中美合作的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发掘，还让我主持了景德镇湖田窑址的发掘。
我在困境中坚守了两年，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我进行考核，批准了我的考古领队资格。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希望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机会评奖。也就是有了这个小小的目标，让我在后来的工作当中不敢懈怠。
新年愿望是快点拿出海昏侯墓考古报告
和我共过事的朋友知道，我在工作中的要求极其严格。
我们的大部分考古项目都是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的，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水库等。许多项目发掘完，要让位于国家建设，不会保留。或许有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可以粗糙一些？在我这里，答案是否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一点也不能马虎。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任何一个遗址项目，不管能不能出东西，都把它当成一个好遗址来做，一步一步按规程做，肯定是会有收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给了我们试错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积累经验和教训，以后碰上重要的考古发掘，才游刃有余。因为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不会给你任何试错的机会的。
很多人认为，窑址发掘的过程通常比较粗糙，是划不出地层关系的。我在做景德镇湖田窑址发掘的时候，去看了北京大学的权奎山老师所做的丰城洪州窑发掘，对我影响很大。他的窑址划了细致的地层，我后来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最后发现了五代至宋、元、明时期从创烧至衰落的瓷器生产过程，把湖田窑那一段的时空关系很好地展现出来，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现在，原址已经保护起来并对外开放，建了景德镇民窑博物馆。
2011年，我刚进入海昏侯墓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汉墓十室九空”，大家都说墓葬可能被盗了，没有希望。但我和我的团队没有直奔主题——集中力量发掘主墓，而是先对被盗墓葬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我们发现了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才把被盗墓葬与海昏侯国联系起来。在考古发掘方法上，我们也就采用了聚落遗址的考古方法对墓葬进行发掘，最终呈现出这一个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比黄金更珍贵的文物，当属5200多枚竹简。但我们最早发现的竹简，就是一团泥巴。考古队员问我：“这堆泥巴是不是要清掉？”我一看，感觉和平常的泥巴不太相同，像夹杂着什么东西。我就说等专家组的专家来看了之后，认为可以清，我们再清。之后，湖北荆州漆木器保护专家吴顺清来到了现场。他一看就看出了问题——这可不是泥巴，这是竹简啊！
当时江西考古的历史中从来没出现过竹简，这里地下水位偏低，竹简很难保存。海昏侯墓是因为鄱阳湖地下水位上升，许多文物都泡在水里，才得以保存。如果我当时没有坚持，大家可能就把这批竹简作为淤泥清掉了，那岂不是清掉了海昏侯墓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后来考古队员跟我说：“杨老师，如果当时清掉了，真要后悔莫及。”这件事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海昏侯墓的整个发掘过程，后来被专家评价为“代表了当今中国一流的考古水平、文物保护水平和展示水平”，几乎囊括了包括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奖、国家田野考古奖、世界考古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在内的所有考古大奖。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海昏侯墓的文物保护修复和实验室考古工作。目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大概只占出土文物的十分之一。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有一些依靠现在的技术修复不了的，可能也要等一等。所以我们说，海昏侯墓常看常新。
我离退休还有3年，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海昏侯墓的考古报告拿出来，这已经列入了国家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我爱人经常说，我这个人特没趣，说到新年愿望，我还是这一句话——希望快点把报告拿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杨军口述撰写）
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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